严凌君
深圳的企业界人士对“经理”、“老板”的头衔开始感到不满足了，纷纷改换名衔为“儒商”。赞助一座希望小学，人回赠以“儒商”；出版一本工作笔记，自诩为“儒商”；或请人写自传、创业史往“儒商”上靠。儒商，仿佛是俱乐部会员等高级身份加上大学者一类高雅头衔的综合体。
深圳人一般来说有七怕：一怕老板，二怕失业，三怕生病，四怕股灾（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大额流动资金都存在证券公司，一旦发生股灾，倾家荡产不是传说），五怕小偷，六怕孩子学习不好（深圳的几所重点中学，分数不够，花一二十万也进不去。），七怕短寿，深圳人刚刚尝到生活的甜头，对于生命非常重视，甚至有点神经过敏。坐飞机之前一定要祷告；碰见抢劫从不反抗，以破财消灾自我安慰；买房看风水；出门查阴阳历；谈恋爱对八字，看手相问前程；读算命书算阳寿，起名字算吉凶……总之，土洋结合，唯死为大。
文氏夫妇要搬新居了，处理藏书的时候，文太犹豫了。
“留着干嘛？现在哪来的时间和心情看书！”文先生说。
“是呀，读书的心情到哪儿去了呢？”文太的脸上一片迷惘。
文先生赶紧说：“过去，我们只能在书本中得到满足，现在我们可以享受实实在在的生活了。”
文太幽幽地说：“读点书还是有好处的，开卷有益嘛。”
“古人说得没错。可它的意思你没理解，其深意是——有益才开卷，读书要产生实际效益，产生不了实际效益的书别读。”
“文科类的书不带，可企业管理的书你总需要吧？”
“那更不用了，”文先生断然道：“只有刚入门的人才读这类书。”
“那，都不要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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